在西方国家，“惜命如金”，“珍视健康”，是西方人公认的最高生命价值理念。“马革裹尸”，“战死疆场”是我们中国人所认为的最高生命价值的体现。认为这是英雄的思想。现在，我们把这两种观念来做一个比较后，会认为西方人的生命价值是一种贪生怕死的活命哲学，这两种在安全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对生命的忽略和轻视，导致了从企业领导到企业职工“要钱不要命”现象的盛行。为什么我们的观念就不可改一改呢?要知道如果我们不用“马革”来“裹尸”，也是可以同样取得胜利和成功的话，那我们何必要冒这种“英雄主义”的险呢?要知道“战死疆场”固然令人敬佩，可“保存有生力量，然后战而胜之”又何尝不是一种策略。这就是我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换言之，应用在安全管理上，西方人由于固守“生命诚可贵”的理念，所以时时事事小心，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工作，处理问题宁愿多“走弯路”也绝不会让它危及生命。在这种前提下，您说，他的安全系数与我们的安全系数谁的要高一些?在这里我要郑重声明一点，我并不是一味鼓吹“西化”，但在“安全意识”上我们得向西方学习，不折不扣的学习。不是吗?我们有些同志为求所谓的“实效”，耍“小聪明”，“走捷径”。结果事故率远远超过西方。说细一点，这也是我们的煤矿事故率高于西方国家的原因之一。
煤矿的生产始终与安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安全工作的总体部署始终与每一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安危始终与家庭和企业联系在一起。对于企业来说，一个人出了事故只是整个企业的局部出了问题，换句话说只是企业局部的痛；而对出事人的家庭来说，这种痛苦是全方位的，最直接的就是意味着家庭经济收入的锐减，严重的甚至危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还有家庭成员所担负的精神压力，这才是“痛中之痛”，不是吗?我们的一线职工，多数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家里唯一的生活来源。一旦他们倒下，这些家庭就会一步滑入“赤贫赤弱”的痛苦边缘。他们倒是走得来去无牵挂，可留给我们矿工家属的就将是无穷无尽的痛苦日子。是啊，痛苦日子，日子苦啊，苦得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
在我矿就有这样一户家庭：家里有一个长子和一个女儿，妻子是家属，丈夫是井下的采煤工，他连续多年被评为矿先进生产工作者和生产标兵。
1983年1月26日，对于大多数人家来讲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却是一个极其阴暗，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个家庭的丈夫在井下上班打炮眼时，打到了上一个班没有引爆的遗留在炮眼内的炸药，也就是俗称的“瞎炮”。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把这个家庭的幸福留在了地球的深处，也致使这位多年的矿生产标兵，先进生产工作者左眼球被摘除，从此，双目失明，终生残废。当时他的一对儿女，长子四岁，女儿两岁。瘦弱的妻子在天昏地暗的痛哭之后，不得不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之中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以一个女人所难承受的体力劳动，到矸石山拣煤，到非法小煤窑上车装煤，以求用这样的方式来贴补家用。一方面要照顾年幼的子女，一方面还要照顾自己那已成残废的丈夫。每当摸着妻子骨瘦如柴，老茧纵横的双手，曾经象钢铁一样的丈夫如今没泪也“轻弹”，却经常从他那没有眼球，干瘪的眼中沽沽流出。他的两个尚还年幼的孩子，因他的原故，不得不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艰难的成长，其中的辛酸冷暖至今想来仍觉后怕。低微的退休工资和妻子用血汗换来的养命钱，根本不能满足两个孩子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双目失明的丈失也摸索着帮别人做一些象编织凳子和门帘的“瞎子活”来补贴家用。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们长大成人。而这一晃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啊，这样二十年的光阴足可以让人铭记一生。
不是吗?这个家庭在这二十年里就这样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物质悲苦，这漫长的二十年，对于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来说，是一个孤苦无助，风雨飘摇的漫漫苦旅!而对于身处其中的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那更是一个总也无法抹去的记忆。
我所讲的，是一个真实得无法再真实的故事。而那个故事中的“小男孩”，就是今天站在这里演讲的我。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父亲和母亲。作为一名矿工的后代，我也同样深情的爱着养育我的矿山，也爱着千千万万的矿工们，因为他们是我的父辈和兄弟，他们可亲而又可敬，可爱而又可怜!
我要对他们说，同时也要对在座的各位说：安全，不仅是你个人的事，安全所包含的东西太多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