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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资源环境的约束，面对经济危机期间最易引发政治矛盾的压力，如何优化政治生态,创新共产党执政机制；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是新阶段中国用科学发展观“杀出一条血路”的关键所在，也是切实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一、优化政治生态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
保证经济危机最易引发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加上政治危机，就是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危机。回想2008年“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重庆等出租车罢运”、互联网上“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被卷入‘人肉搜索’风波”及“江西新余、浙江温州干部出国考察变旅游事件”等，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与矛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度思考。从深层次上看，当前，我们党面临着执政理论、执政基础、执政道德“三大政治挑战”。
在执政理论方面，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局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基本认识是：资本家剥削，使劳动者的购买力和社会总消费能力小于社会商品供给造成的。而今天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却是工人收入过高，使企业生存竞争力下降所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解释不了现在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不但要正确地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也要正确的看待马克思这个人，他是个人，是个伟人，但不是神，马克思理论有精华，也不可能什么都对。需要按照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实际和实践，进行创新和完善，尤其是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甚至可以按马克思理论精华另起炉灶。虽然国家推行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但至今没有权威地推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新还不能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需要。因此，优化政治生态,形成不打压、不折腾、不盲从的氛围，必然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不断进步，中国复兴的创新动力。只有敢于挑战，才能超越前人。
在执政基础方面，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问题。在党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上，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后，加了“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但其核心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人阶级已经不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了，农民反而是中国落后生产力(没有实现现代规模生产)代表。从实践上看：发展的新党员，从数量上又主要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在校大学生；从引领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力量看，也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从7000多万党员结构看，绝对数也不是工人和农民，占比最大的是公务员；从社会权力分配看，更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各级干部。而从理论上看，“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党的执政基础。由于党的主体多数已不是工人和农民，当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党不知道，并且不批评、不反对，这也是近些年来，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尤其是对党的干部的感情没有过去深厚，甚至有反感情绪的原因所在。执政74年(1917—1991)的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在执政道德方面，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组织与干部的道德信任缺乏。目前，人民群众对党的干部道德信任缺乏，对媒体的道德信任也缺乏。2008年，不管是河北三鹿集团的食品安全事件，还是山西尾矿库溃坝事件，透视出社会道德危机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尤其是干部贪污与腐化、利益部门化与集团化、经济行为缺德与失范、社会人群之间与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现代人类道德危机的症结何在呢？从表层上看，可以说是“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在“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价值观念中，一切都被置于从属的手段或工具性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会把个人的利益置于他人、社会之上呢？为什么会把个人利益当作一切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呢？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道德意识结构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义信仰的缺失、社会主义精神的失落，就是在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社会主义研究得还不够，没有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由于信仰的失落，使社会上的人无法找到精神支柱，无法实现生命的价值，从而把个人利益的追逐变成生命的唯一意义，甚至将社会、他人乃至人伦关系都仅仅成为达到个人利益的条件、工具、手段。爱思范文http://fanwen.is97.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