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的陈独秀已将关注的主要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指出，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中国劳动者的觉悟目前处于第一步，但要启发工人第二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陈独秀除了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这个纪念专刊共发表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陈独秀本人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劳动节纪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年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此外，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深入到工厂中做工，调查和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俞秀松还提出，可先在上海组建一个“工人俱乐部”，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他们的旧思想，灌输新知识，然后再组织各种工人团体，开展劳动运动。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陈独秀在发动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并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中发现建党的骨干。
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1]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与其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人。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然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成立的。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个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其成员也发展很快。它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李大钊在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后，与陈独秀通信相商，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并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后人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起的倡导、推动和组织作用。
为了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唤起工人的觉醒，积聚工人阶级的力量，早在1920年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北京《晨报》报道说：“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2]同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有500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称赞俄国苏维埃政府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把“纪念五一节当作我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何孟雄等人走上街头，分乘两辆汽车，挥舞写有“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口号的旗帜，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小册子和传单。这一天，邓中夏等还赶到北京郊区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系工作。
同时，李大钊等人还积极联络北京、天津等地的先进分子，努力促成进步团体的联合。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及天津觉悟社的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张申府在会上发言。李大钊认为各团体有表明本会主义的必要。他指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对外尤不足以与其他组织进行联合的行动。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合成“改造联盟”，并制定联盟的宣言和约章，促进各进步团体的协调和统一。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不久，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党组织吸收一批新的成员。内部分工是：李大钊负总责，并主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国焘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黄凌霜、陈德荣编辑并发行《劳动音》周刊；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1月，北京党组织内发生意见分歧，并影响到实际工作的开展。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的联合，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他们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经过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
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隆⒄盘?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指导下成立的。为了发动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早在1920年春，武汉的先进分子就深入产业工人中进行调查，撰写了《汉口苦力状况》、《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刘伯垂从上海带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同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参加成立会议的人除刘伯垂外，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刘伯垂在会上介绍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有关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上海党组织起草的党纲草案，研究武汉党组织日后的工作安排。由刘伯垂提议，会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到党正式成立前，参加武汉共产党组织的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产生很大影响。1920年7月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蔡和森从法国来信，提出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回信说：我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3]；同时通告说陈独秀已在国内开始建党活动。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是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到1921年7月，长沙党组织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上海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之事，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发起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因这些俄国人是经参加北京党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的，所以他们到广州后即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取得联系，并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参加这个组织的共九人，除两个俄国人以外，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组织。同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不久，他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4]。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
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组织开始时是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不久，反动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宣布予以取缔。此后它又半公开地活动了一段时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会员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分歧。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步地增加。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5]
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党的一大后，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发展到10多人。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上述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以及国外建立的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党的早期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建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个宣言没有散发到社会上去，但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如武汉有《武汉星期评论》，济南有《励新》半月刊，广州有《广东群报》，长沙有俄罗斯研究会等。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这部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与此同时，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多种方式，有计划地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等。这些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具体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刊登工人来稿，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诉说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时，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把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放在重要地位。北京的党组织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上海的党组织在小沙渡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其他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分别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它们从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着手，进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工作，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注意培养工人骨干，为成立工会组织打下了基础。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号召工人积极团结和组织起来。《劳动界》发表文章指出：工人是替世界上谋幸福的人，“这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人，竟被资本家压迫了!真是可恼!我们此时应当要去抵抗他，我们此时就应该要有团体。但是团体，不是挂块招牌就是团体，必须以公共集合的团体，做公共的事情”[6]。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机器工会会员、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和来宾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等到会祝贺并讲话。大会通过工会简章，决定出版《机器工人》刊物，并同北京、天津等地的机器工人建立联系。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给上海机器工会来信表示支持。12月，上海印刷工会成立，会员有1300多人，并创办《友世画报》对工人进行宣传。画报的主笔和投稿人都是印刷工人。
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庆祝大会，通过组织工会的决议。5月5日，汉口人力车夫为反对车行加租，在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工人散发传单，提出“奋斗、争自由、争人格”的口号。长沙、济南、广州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建立工会，逐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工作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中开展。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党组织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吸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入学，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同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团员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后来他们被送到苏维埃俄国留学。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青年团章程，要求各地建团。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成立。它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天津、唐山的工矿中开展工作，努力同工人阶级相结合。后来，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利用欧洲的方便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旅法的共产党组织成为联系旅欧各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并于1922年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旅欧的党组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其中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向警予、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蔡畅、聂荣臻、李维汉、邓小平等。他们后来成为党的杰出领导人。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开展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从中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注:
[1]维经斯基(1893―1953)，俄国人，俄文原名Г．Н．Войтинский，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1920年4月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年春回国。大革命时期数次来华。
[2]《晨报》，1920年1月26日。
[3]《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4]《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5页。
[5]《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6]《劳工组织团体的重要》(沈玄庐讲演)，《劳动界》第20册，1920年12月26日。